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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新年了！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还是忘不了一些诸如历史使命，时代责任之类的问题。我很想要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真心的希望我们这个已经走进第55个年头的国家在一年一年的成长之中，可以一步一步真正走向一个进步的未来。
时代的声音在网络时代似乎变得越来越多了，我无法辨别谁对谁错了。我觉得一个真正诚恳的声音一定是需要关注的，就是一则再好的帖子也终究是要人来“顶”的。以我的才识，和名望想在这个网络上说两句带分量的话似乎太难了。我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怀才不遇之苦。
翻起了李慎之先生的这篇文章，向借先生的名望和文笔述一述我的一些心里话。文章里太多深沉的思考，太多历史的回味，我的资质是绝对不够来完全理解这些话的，就让我用一种崇拜的目光来向李公学习吧。
章读来如此厚重，我甚至读完了还带有深深的自责感。
就在今年，李公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带给我们的震撼可能还不足“梅艳芳、张国荣、小黑“这些人物的离去吧？我觉得是一种不够正常的现象。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思考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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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苍黄五十年
作者：李慎之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像是上城楼了。其馀的人就由我们陪著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参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年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脑子里不断重覆“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著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囗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苏联作样板，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

时间开始了！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当时绝对想像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著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覆，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国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未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激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而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甚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

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著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导”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么能进行改革呢？

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是事与愿违。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当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囗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囗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

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是一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甚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甚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甚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