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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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08年4月号第一篇即是姜弘的《三十年回首话胡风——兼论百年启蒙的悲剧根源》。

详细讲述了当年“胡风案”之所以发生的主要思想理论分歧和胡风作为鲁迅接班人持续不断坚持启蒙的历程。

作为胡风研究专家，姜弘用自己大量一手资料和三十年来研究胡风的重新感悟，在本篇当中比较充分直白的写清楚了当年胡风“冤案”，就是思想理论上的原则分歧。

更简而言之，胡风是鲁迅的追随者。几十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鲁迅和如何看待五四的问题。

而鲁迅，作为中国启蒙者，除了在《狂人日记》当中喊出“救救孩子”之外，更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他离世前的"不做奴隶”！

相较于乐山沙湾走出的郭某人当时积极喊出的“党的喇叭”之语，高下自分。

想到最近被南方周末拎出来的那一段“故事”，说鲁迅如果还活着，下场将会“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进了班房，还要写。”，今日能仔细了解一番当年全中国最大的敌人——胡风，真是可以好好体味一下什么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

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在鲁迅和胡风、冯雪峰等人，甚至包括周恩来看来，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可惜后来在国内执掌大权的是党的喇叭和留声机，是“工农兵方向”，胡风等人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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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论水平低下，不再写了，还是摘抄几段如下：

1. 这悲剧来自知识分子可悲的地位与处境，更来自中国政治文化的恶劣，游民意识浸透了政治，知识分子就时时处于“秀才遇见并、有理说不清”的苦况。

2. 近年来一直有人在呼唤“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在呼唤启蒙——补“个性解放”之课，提高国人的素质。

3. 在“五四”爱过运动高潮中，鲁迅呼唤：“不知自省而只知责人的民族，祸哉、祸哉！”

4.他从鲁迅那里懂得了怎样学习马克思注意，有两点：一是要读原著，免得受骗；二是要深知中国的实际，免得掏空。

5.发生爱1936年的那场口号之争（“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多次论证中参与人数最多、历时醉酒的一次，后来的反胡风、反右派、“文革”以及“拨乱反正”都曾设计这场论证；反反复复，一直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

6.倒是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著作，对此有比较切近事实的说法，说这次论证是“个人与组织的冲突”，也就是鲁迅和扶风坚持己见，维护个人的写作自由，与组织意图之间产生的矛盾。这虽然接近事实，却过于简单表面，没有初级论证的实质。

7.在胡风看来，“两个口号”之争的焦点就是怎样对待鲁迅的问题，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代表和象征，因而这也就是怎样对待“五四”传统的问题。在胡风心目中，鲁迅、五四、共产主义是紧密相连、相通的。因此，他坚信自己的正确，是与鲁迅和党中央站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而左联领导人周扬等，则是站在错误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