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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赐乐业

文明冲突中的一赐乐业

巴勒斯坦又燃战火。去年12月19日,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六个月停火期到期了,哈马斯又开始从加萨地带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火箭。平均一天六十枚,火箭数量迅速越过了万枚记录——从新世纪算起。圣诞节之后,12月27日,以色列空军开始轰炸加萨。一星期后,以色列地面部队在1月3日进入加萨。

  而这个又历劫波的犹太民族,去年刚刚庆祝了国家重建六十年。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按犹太历,去年5月8日是立国六十周年。从那天开始,以色列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庆祝典礼(题头图)。

  宋代流浪到我国开封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宗教称作“一赐乐业”。这名称显然从“以色列”(Israel)一词而来。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圣经》里上帝“一赐”的巴勒斯坦应许之地,六十年后,他们“乐业”了吗?

  今天,即使在国际金融风暴影响之下,以色列的经济依然强劲。前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一千五百亿美元,只有我国的二十三之一,但他们的人口只有我国二百分之一。以色列软件业国际著名,还出口了四万工程师去美国硅谷。以色列有中东地区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医疗中心。以色列的海滩人满为患,城镇则灯红酒绿。首府特拉维夫也是艺术和时尚中心,常有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团体去表演。比经济更重要的是,即使长期处于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之中,以色列政府仍然保障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经济的发展和民权的伸张,使得以色列能够比较顺利地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背景各异的各路犹太移民。

  但是,这个国家仍然有着深刻的不安全感。虽然以色列早就是联合国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仍然没有获得地区合法性。她的一些邻居,仍然不承认这个国家。也是去年5月8日这一天,伊朗总统还特地发表讲话,称以色列为“腥臭的尸体”,只会走向毁灭而不可能复活。

  在六十周年大庆之际,以色列人问得最多的问题,竟是“我们还能再存在六十年吗”。而庆典的主题,就是“强化我们的儿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把蓝色大卫盾(Magen David) 的国旗再举六十年。

  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就是她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我国以前的官方宣传里,以色列建国是个西方帝国主义打压阿拉伯民族的大阴谋。其实,以色列周围那些阿拉伯国家,本身就是第一世界大战中西方帝国主义打压奥斯曼帝国的“大阴谋”的产物——是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诞生。而当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有着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主流是相信平等、进步的社会主义者。

  当这些犹太社会主义者因在欧洲饱受迫害而逃入巴勒斯坦时,他们以为他们将和阿拉伯人和睦相处。凭什么有此自信?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将带来科学和技术,从而大大提高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准,阿拉伯人将为此感谢他们。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他的小说《旧的新国土》中如此设想阿拉伯人的反应:“犹太人让我们富有,为什么我们要对他们愤怒?他们像兄弟一样生活在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爱他们?”

  虽然欧洲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主要是宗教歧视(而不是很多国人以为的种族歧视),这些社会主义者却是无神论者,他们或许对宗教的隔阂估计不足,而且他们肯定对经济的引诱期望过高,他们大概也没有认真征求过阿拉伯人的感受。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阿拉伯长老谈判时,长老对他的“一赐”阿拉伯人“乐业”的建议如此回答:我宁愿让这地区继续贫穷荒芜一百年,直到我们有能力自主开发。

  摆不平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以色列宣布建国同一天,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五国就联合进攻这一新国家。当时,部分阿拉伯军队是英国军官指挥的。欧洲左派视以色列独立战争为工党同志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掀起了西班牙内战后的最大志愿者行动,有五千人奔赴巴勒斯坦,与犹太军民并肩战斗。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提供了德制军火。在国际左派力量的支持下,犹太民族奋起迎战。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刚到巴勒斯坦,就拿枪上了前线,无怨无悔,战死在耶路撒冷郊外;年青姑娘哈达莎·李普希茨(Hadassah Lipshitz),向上级报告敌情时不幸中弹,她坚持通话——血在流淌,嗓音渐弱,直至牺牲,令电话另一头惯见死亡的老军人都觉得难以承受;美国空军驻扎在欧洲的犹太士兵,甘冒军法惩罚,深夜拉开机库大门,驾着B19“空中堡垒”飞向以色列,还未见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先去开罗投一圈炸弹。靠着几支游击队拼凑起来的乌合之军,弱势的以色列居然奋战得胜。

  但从此也拉开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似乎永不愈合的创伤。主体民族欢庆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中,生活水准远远高于阿拉伯邻国的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 ——很多人还是吃国家福利的——却举行了“反庆祝”游行。经济资助买不来国族认同,他们仍然要步行到一座1948年前的阿拉伯村庄的废墟,重温同胞流亡邻国的痛苦记忆。而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给了他们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力。

  去年平安夜逝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堪称我们时代的伟大先知,当代政治科学界的巨人。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新世纪的国际局势——按敝人概括——有三大预言:

(1) 全球化,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并不会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带来各文明的和谐相处,相反,全球化将加剧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正是由于通讯和交通的巨大进展,各文明之间有了广泛和深入的接触,一般民众对“我们”和“他们”的不同才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他们群起捍卫自己的文化“特色”——尽管这些所谓的 “特色”其他文明或许也有——有时甚至形成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以近年来民族主义激情在世界各地均见涨潮。

(2) 几大文明圈里,比较特殊的是依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圈有美国,东正教文明圈有俄国,中华文明圈有中国大陆,但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依斯兰文明不再有这样一个中心国家。这使得依斯兰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时,难以在大国政治的国际秩序传统框架内得到解决。

(3) 由于(1),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各文明圈的交界地带;由于(2),与依斯兰的接触处最容易出现问题。

  巴勒斯坦问题可算这三大预言的地区性预演。这里是基督教文明和依斯兰文明的交界地带,不信神的欧洲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到来,使相对保守的阿拉伯人深刻意识到了“我们”和“他们”的不同。由于依斯兰文明圈没有一个公认的中心国家,其他大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达成的协议——哪怕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于依斯兰世界看来,总有“强加”之嫌而难以接受,中东和平似乎遥遥无期。

  而且依斯兰文明圈因没有中心大国而存在领导真空,企图填补这一真空的次大国,惯用巴勒斯坦争端作为争夺本文明圈主导权的手段。1956年埃及发生推翻王朝的革命之后,新政权在倡导阿拉伯联邦的同时,组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1979年,转为温和的埃及政府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伊朗又发生推翻王朝的革命。现在伊朗大力扶助哈马斯,与巴解分庭抗礼。如果美国在新总统奥巴马领导下,今后几年内与伊朗改善关系,伊朗转为温和,说不定沙特又发生革命,或巴基斯坦出现塔利班式政权,然后新政府又去支持新的激进分子,巴以再打三十年。

  不过亨公的预言,也指出一条可能的出路。依斯兰文明确实没有中心大国,那么,能否由六、七个主要西方国家,与六、七个主要穆司令国家(埃及,沙特,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组成高层论坛,定期讨论有关问题?让穆司令们感到他们确实是国际政治中一支受人尊重的力量,从而逐步走出悲情政治。果如此,则以色列应当会有另一个六十年。

  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在解释他为什么从鹰派转为同意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时说:我们厌倦了表现勇敢,我们厌倦了胜利,我们厌倦了打败我们的敌人,我们希望生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但愿以色列的下一个六十年,生活的主题不再是勇敢和胜利,而是和平和安定长久的真正乐业。

  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无论还要经历多少挫折和磨难,犹太民族都将顽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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