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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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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中路的大清门东侧,有一组黄琉璃瓦顶的建筑群。它有山门、东配殿、西配殿、大殿,焚帛炉等,是奉祀清代历朝皇帝及其祖先的地方。这就是故宫的太庙,是乾隆四十年(1778年)救命重新修造的。说起盛京的太庙来,还有一番不寻常的来历呢。

  盛京太庙是在明代三官庙的旧址上修建的。努尔哈赤尚未迁都沈阳之前,三官庙就已经是明代沈阳很有名的一座道观了,约在明朗嘉靖年间建成。“三官庙”供奉的是天官、地官、水官;是一座道教的寺观。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人们对三官顶礼膜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努尔哈赤、皇太极修建盛京皇宫时,并没有因它处于宫廷区而将之拆迁,而是完好地将之保留于原地。皇太极时期还曾传谕挑选道士到庙内焚香修炼,使这里成为城中最为显赫的寺院之一。三官庙位于皇宫之内,但又不属于宫殿建筑,这种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清入关前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祟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执政期间,这里先后发生过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优礼待张春。张春是明朝重臣,天启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在天聪五年(1631年)的大凌河战役中兵败被俘。但张春宁死不屈,拒绝投降。皇太极钦佩他的气节和才识,非但不杀,反倒优礼相待,将其带回盛京。留住三官庙中,并派后金国中颇有地位的白喇嘛相陪,想进一步争取他为已所用。张春住在三官庙中,曾多次帮助皇太极出谋划策,并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促进明清议和。尽管如此,张春仍以明朝臣子身份自命,既不剃发,又不易服,每月初一都要向北京方向朝拜,连平时居坐也面对着明朝皇帝所居的地方。对皇太极的招抚他拒不接受,并只称他“金国汗”,不承认其为皇上,甚至时常有傲慢无礼的言行。皇太极毫不计较,在张春居庙内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待之以礼,待遇不改。张春死后又按照其遗愿葬于千山之南,并在墓前立碑立塔,让后人广知其事,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襟。

  第二件事是智劝洪承畴。张春去世后,三官庙又住进一位更著名的大人物——明朝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祟德七年(1642年)春的松山战役中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回盛京,安置在三官庙里。洪承畴是明朝崇帧帝的肱股之臣,感于明朝天子的知遇之恩,拒不投降。皇太极不杀洪承畴,反倒派人劝降,并派爱妃夜送人参汤为其滋补,同时嘘寒问暖,亲解貂裘为其御寒。洪承畴感激涕零,当场倒身下拜,俯首称臣。后来洪承畴果然不负皇太极的厚望,为他后来问鼎中原、招抚江南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件事是议事立新君。清太宗驾崩后,围绕着继承人的问题,皇室贵族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野心勃勃的睿亲王多尔衮想承继帝位,曾召正黄旗内大臣索尼至三官庙商议此事,被索尼严辞拒绝。次日在祟政殿议政王会议上,福临被立为新帝。索尼又率两黄旗大臣齐至三官庙内盟誓,愿同辅幼主执掌朝政。在索尼等人的坚持下,六岁的福临终于顺利登基。

  从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出,“三官庙”在皇太极时期始终做为宫殿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盛京成为“留都”之后,“三官庙”的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弱。顺治九年(1历2年)和十四年(1657年),皇帝曾两次降旨重修庙院,增加道士和钟罄,并立碑颂扬。后来,康熙东巡时又将三官庙改称为“景佑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下令重修天坛、地坛、太庙。当时,入关前的盛京太庙已废置坍塌。乾隆帝按照左祖右社的制度(太庙建于宫阙之左,社稷坛建于宫阙之右),将重建的盛京太庙移至大清门东侧的景佑宫(三官观),而将景佑宫迁到德盛门(大南门)内重新建造。从此,新建的盛京太庙便正式成为皇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一所,并被奉为祭奠爱新觉罗家族祖先的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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