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
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
出处: 经济观察报 日期: 2002-05-13
■本版撰文 黄继新
什么是波希米亚？
答案很简单：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１９１８年以前还由维也纳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今天的波希米亚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布拉格曾是波希米亚最大的城市，现在已成为了捷克的首都。过去数百年中，波希米亚常常被卷入欧洲几大政治力量的争斗之中。二战以后，作为捷克的部分，这里仍然是东西欧两大阵营的交冲之处。许多世纪以来，布拉格一直是中欧重要的文化中心，其音乐传统尤为源远流长。这，就是地理上的波希米亚。
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和杨纳切克等作曲家，以及作家哈谢克（小说《好兵帅克》的作者），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波希米亚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有波希米亚气质。事实上，我们常说的波希米亚，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个真实地存在过的国家，它只是存在于我们的脑中的一个概念，是真正的波希米亚被我们误读了的版本。而在英语世界中，这笔糊涂账一直可以算到莎士比亚的头上。
人们认为波希米亚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家园，这种想法源于另外一个对真正的波希米亚国的误解，因为人们也一度认为这里是吉普赛人的故乡，却忽略了吉普赛（ｇｙｐｓｙ）乃是埃及（Ｅｇｙｐｔｉａｎ）的同源词。１８４３年，迈克尔·威廉·巴尔夫的著名歌剧《波希米亚女郎》在伦敦首演时，波希米亚一词就已经是吉普赛的同义语了。当时，“波希米亚人”泛指一切四处漂泊的流浪者，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将这个词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的，是巴黎诗人亨利·缪尔热。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缪尔热曾为《海盗》杂志撰写的关于巴黎拉丁区的小说《波希米亚生活情景》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在Ｖａｒｉｅｔｅｓ大剧院演出，结果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由此便在人群中掀起了对吉普赛式艺术家的崇拜之风。缪尔热的小说成为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艺术生活的范本。
在缪尔热的笔下演进和发展的波希米亚精神包含了哪些元素呢？
首先，波希米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它崇尚个体想象的力量，主张将艺术信仰世俗化。正如早期的基督教一样，波希米亚也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异教徒。这里所说的追随者是那些得到了上天的点化、拥有强大想象力艺术家，而异教徒则是在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后、在大规模商品生产中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对艺术家们来说，后者是物质至上、缺乏想象的一类人，这些平庸愚昧的人永远生活在波希米亚的国度之外。缪尔热让人们牢牢地相信，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用于判断是否具有波希米亚气质的标准。在他的波希米亚国度中，艺术的创造不如艺术的形式感来得重要，《波希米亚生活情景》更加推崇的是吉普赛式的艺术家生活，推崇自由思想者的群居体验，而非艺术成就。
缪尔热还将“波希米亚人”的涵义拓展到了具有反传统和反体制精神的艺术家。在他进行小说创作之前的二十年里，这样的一些特征就已经出现在巴黎了。但由于在这个新时代之初的人们，尚未从混乱的物质环境中理清头绪，因此缪尔热本人可以算是第二代波希米亚人的代表，他所描绘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缪尔热说，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只存在于巴黎。的确，１９世纪的英国虽然也出产了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鲁拜集》的译者）和韦达这样的怪才，罗塞蒂兄妹和威廉·莫里斯这样的唯美主义者，以及离经叛道的斯温伯恩和王尔德，但是对于整个英国来说，这几个波希米亚分子都只是特例。英国没有真正的波希米亚运动，也没有波希米亚聚居地（直至布鲁姆斯伯利出现）。安德鲁·朗在其文章《法国波希米亚三诗人》中指出，英国的大学生普遍来自上等或者中等阶级家庭，从来不知道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生活。英国学生也许会像雪莱在牛津时那样撰写宣扬无神论的小册子，也许会像拜伦在剑桥时那样讽刺社会传统，也许会一面在信念上背离正统、一面在行为上奢侈放纵，但是他们从来不可能过上那种白日混迹酒馆、夜晚宿于阁楼、以裁缝为妻、以面包屑果腹的穷苦生活。
事实上，就在《波希米亚生活》登上舞台的那一年，法国一名作家就写道，波希米亚就在巴黎的“塞纳区”，它的“北边是寒冷，西边是饥饿，南边是爱，东边是希望”。
法国小说家阿尔色纳·胡塞宣称，只要巴黎还有诗人，波希米亚精神就不会死亡。组成了波希米亚人的主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画家、音乐家、演员、诗人，以及拉丁区里的准小说家、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自命不凡的潦倒画家和徘徊在文化圈外的纨绔子弟。
１９世纪是波希米亚的黄金年代。但是随着１９世纪的结束，波希米亚精神也开始日渐衰落。这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逐渐遭受到大众的抛弃，人们不再爱听艺术青年们整日坐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波希米亚气质虽然还能在学生们的身上看到，但是成年人们却不能再靠空谈艺术天赋来混饭吃。
然而，《波希米亚生活情景》并没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收场，在一战后２０年代的巴黎，波希米亚风卷土重来。在二战期间再次经过一轮衰竭后，我们又能看到这股潮流在１９４５年之后的兴起。出于对战争时期的严酷和简朴的反抗，波希米亚精神表现在了战后女性时装对传统的挑战上。乔治·桑第一次穿上男性装束时曾让世人惊呼，但现在长裤已经成为了女性时装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风潮在男性装束上的表现则走得更过，超越了以往的尚美标准，加入了更多的女性气质。６０年代的嬉皮士赤脚露足、披头散发，用鲜花和铃铛装饰衬衣，将迷你短裙和太阳镜染上迷幻色彩，一如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Ｂｏｕｓｉｎｇｏ；那些吸食致幻剂ＬＳＤ的年轻人们，则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服用印度大麻的人别无二致；而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则和当年的青年法国运动如出一辙。这一切行为都似曾相识，时代背景也大抵相同。
和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一样，今天仍然存在着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无力填补的真空地带，今天也不可能再有一场东征运动来吸收这么多的剩余能量。但是今天依旧需要人们自我主张，需要人们寻找地方来释放能量，依旧有时刻准备着起来反抗权威的青年学生。
http://news.beelink.com.cn/20020513/11047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