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无痕

　　五代十国的部分一直不是很清楚，印象中只有梁唐晋汉周，似乎是初中的时候背诵的东西。
　　所谓五代十国，其实只是唐朝藩镇的延续。北方黄河流域为五代，南方长江以南为九国，加上北汉，一共十国。五代一共五十四年，却有八姓十三君。后梁二主十七年，后唐四主十四年，后晋二主十一年，后汉二主四年，后周三主十年。没有一个皇帝超过十年的，最多八年(后唐明宗)、七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南方九国气运要长得多，所以当时的形势基本上就是北方乱南方裂，可以说全国残破。
　　后晋高祖石敬瑭称臣契丹，割赠幽蓟十六州，这样一来，这一带自安史之乱直至明朝建立，将近六百年不归汉族统治。中原地区毫无北方屏障，再加上契丹骤盛，此后的历史就这样被决定了下来。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民众的疾苦，几乎是整个历史上最惨的时期。

　　宋朝建立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决定了他的贫弱。北宋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均以平定南方为主，太宗平北汉之后，两次亲征契丹均败。太宗时期，西夏建国。真宗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一百二十年不交兵。仁宗时，西夏边患，庆历变政。仁宗时，王安石变法。哲宗初年，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司马光为相，元佑年间废新法。哲宗亲政之后，复行新法。徽宗继位，复元佑废新法改元建中靖国，至蔡京用事，复行新法，改元崇宁，其后联金灭辽。然后就有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
　　因为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藩镇之祸，国擅于将，将擅于兵。黄袍加身那并不是赵匡胤一人独得的，五代期间也有过。赵匡胤为了终结这一现象，就有了“杯酒释兵权”。从此之后，中国就没出现过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可以想见其历史地位。可是我却一直以为这是个兔死狗烹的故事，实际情况却是另一个样子，这历史学得实在是太失败了。此后历宋代各朝，地方长官均得以重用文臣，地方官吏，均由中央任命，因此权尽归中央。
　　政治稍上轨道，北宋即可收拾其他诸国，但是终于不能打倒契丹，所以宋朝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像汉唐两代，前面都有相当的积淀，所以文治基础比较强，而宋朝却没有。宋朝都汴梁，没有天然屏障，局势凶险，宋朝有多次讨论此事，然而国家强的时候不必搬，国家弱的时候又来不及搬，于是和辽和夏，岁输贡银。对外不振的同时，内部又开始闹穷，而且越来越穷，终于不可支持。
　　因为外患不断，所以军队不能复员，而且逐年增加。开国时，军队二十万，而仁宗庆历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加上定制轮番守边，三年一迁，无异于出征，所以军费等于时时征讨。所以王安石说，如此则无富强之理。宋朝特别优待士大夫，三年一试成例，官俸逐年增加，而且宋朝基本上不逐退官员，所以耗费也是非常。宋朝大概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开端。
　　宋朝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建树的，因此不足以单独抵挡外患。整个朝代没有安定的日子，反倒是想做成一个文治社会，何其困难。这种理想如果换一个朝代那中国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真是历史由不得假设。
　　如此外忧内患，王室就想方设法的改变，这从多次变法可以看得出来。范仲淹虽早有大志，但审慎回翔，未敢轻举。庆历年间，仁宗要求范仲淹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范仲淹只好提出来。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所以一旦要触及他们的特权，就跳出来反对。然后范仲淹就只好退让，庆历三年，参知政事，四年出外，然后有《岳阳楼记》。其后不久，王安石为相，再次变法。然而反对范仲淹的毕竟还是小人，反对王安石的却是君子。王安石所设计的变法，大抵非长期不可见效，然而却仓促为之。加上王安石一意孤行，稍有反对，即便君子，也遭贬斥，只要支持，就算小人，也被重用，于是为群小包围，无人助力。
　　对于苏轼父子三人，文学上的评论很高，但是政治方面却一般，“轻为立异，殊若无谓”。
　　南宋高宗和秦桧两人将忠臣良将诛锄略尽，传与孝宗。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这时金正盛，世宗誉“小尧舜”。孝宗无可，传于光宗，光宗禅于宁宗。其后韩侘胄为相，鲁莽用兵，至四道皆罢，只得自解求和。其后宋金皆衰，终于坐等蒙古来收拾。

　　元朝十一主，一百零九年。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灭南宋。除世祖(在位35年)和顺帝(在位36年，元灭)外，其他九帝仅三十九年。
　　以中国历史朝代而言，这是一个被割裂的时代。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权被外族所灭，如果南宋坚持下来的话，甚至在某个海岛上苟延残喘的话，元朝都不会被算做一个朝代。
　　元朝开浚水利，因地制宜，民获其利。发行钞票，然而没有现代的金融知识，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明朝以后，就只用银币了。
　　至元二十年，崔彧疏：“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至元二十四年诏：“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时尚且如此，其他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