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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酷爱篮球的高二少年，陈宗海，因为一个不高明的玩笑，从此被划为“右派”送往夹边沟，此后又以反革命团伙罪名送监。十年农村改造，摘帽后草草退休，荒诞一生。
陈宗海，1979年平反时拍摄的照片。陈宗海一直保存着他的平反文件。
2010年10月，陈宗海，家中。
当孙子还是赖在陈宗海怀里使劲撒娇的年纪，他仰起脑袋，向瘦高的老头发问：爷爷，你年轻时干啥呢？—我呀，我在意大利踢足球啊。爷爷你说个意大利语呗—拉密密塞脚沟，这是发界外球。
他是胡诌的。如今孙儿业已成年，那个俏皮的谎言仍时常被拿出来，供大家哈哈一乐。80岁的陈宗海像所有城市老人一样享受着耄耋之年的乐趣，高兴时就出来公园里观光，不高兴就睡大觉看电视。他爱看《百家讲坛》和NBA，尤其是后者。42英寸的液晶屏幕里，大洋彼岸激荡的惊心肉搏，老爷子看得如痴如醉。
与儿孙们聊天，多是家常细琐，陈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长者的角色。他记得当年父亲的治家之道：小事不唠叨，大事平心静气讲。那么，自己的过往算什么呢？算不上大事。晚辈们不问，他也懒得提。大家只是隐约知道，老爷子年轻时当过“右派”，送到夹边沟，吃过苦头。
他很少出门。如今保持走动的还都是初中时代的朋友，人家来叫，他便配合着过去。坐在他们中间，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陪聊。对于社交，他提不起一点点兴趣来。
去年冬天，陈宗海找一个中医大夫看胃病。大夫说，你这么大年纪，性情还这么暴躁，是生气造成内消化不好。陈宗海抱怨：我是抑郁症，过去的事情老忘不掉。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
他尽力避开生活里的一切毛像，那是他荒诞一生的根源。
“我相信人是有命运的，”陈宗海说，“我不偷不盗，怎么能有牢狱之灾呢。怪，哎呀，我的妈，真可笑。”他摇摇头，两眼放空，不住自嘲。他埋怨自己年轻时手欠，信手在报纸上涂上的那几笔，毁了一辈子。
眼泪
那些生命中最绚烂的年华，已如祁连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六十年前，中学生陈宗海看着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兰州城。对于新政权，他毫无概念。
陈家是一个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传下来的300亩黄河盐碱地，却在百年后土改中为老陈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帽子。祖传做砂锅的手艺让陈宗海感到厌倦，他认为太没技术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学的。
1950年，20岁的陈宗海考上西北师大附中。他酷爱篮球，爱打最出风头的前锋。如今他做到的好梦，多半是自己在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
对于未来，他并无打算。在可供挥霍的青春里，学而优则仕一类的梦想被远远抛在天边。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边疆，中国决定出兵。陈宗海亦无太多触动。他承认自己并无太多政治觉悟，他只愿无忧无虑地打球。
或许，以后去当个运动员吧，他想。但很快，他还是被裹挟进强大的政治机器。
毛岸英战死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校园里人们窃窃私语，小心猜测着中南海的反应。有天，他像往常一样往课桌上铺了张报纸。报上有张毛泽东的照片。他盯着他看，他为他感到难过，老年丧子的哀痛仿佛一样笼罩着他。他拿出钢笔，给画中人添上了几滴眼泪。
他被指为思想反动，污蔑伟大领袖。校方要求他写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头一回感到政治的压力，他害怕极了。在检讨中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污辱。批判会上，积极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陈宗海的反动思想！
他暗自庆幸，毕竟不是打倒陈宗海。阶级斗争在此时尚没有多年后那般狂热和偏执。但没完没了的汇报检讨，却让陈宗海觉得丢人现眼。读完高二，他决定退学。
劳教
那个时代的工作没有几十年后这般难找。陈宗海想得简单：找个工作换个环境，就没事了。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他认定自己太过大材小用。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市建筑公司，当伙食管理员。买菜算账，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虽然是干部身份，但他心里却不情愿。
1954年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内部肃反开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细。陈宗海认为与己无关，便不发言。领导开会时发话：有些人犯过严重错误，还不主动交代。陈宗海一想：这不冲着我来的吗？但谁能证明他的清白呢？这样下去岂不又是没完没了。他觉得自己搞定不了这事。左思右想，他向单位请了个长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兰州开始公私合营。陈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几家砂锅作坊合在一起，组成陶器手工业合作社。此时的陈宗海已经结婚生子。公私合营前，全家凭靠父亲一人的手艺倒也过得去。但合营后所有人都变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赖在家里啃老。合作社领导说：你都这么大了，还指着你爹过啊？他当上了合作社的会计，每月工资六十元。
进入1956年，形势加速变幻。陈宗海的会计没当上两个月，就被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的职工业余学校调去当扫盲教师了。白天给领导些材料搞宣传，晚上给学员上课。
“大鸣大放”里，陈宗海一句话也没敢说。领导找他：你谈谈嘛，总有些看法嘛。陈宗海心想，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我哪还敢说什么。
一天开会，陈宗海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抽烟。一片乱哄哄中，整风小组组长宣布：现在开始开会。陈宗海，你不要再说话了。陈宗海大为不忿：我只是抽烟，没有说话啊，你怎么胡点名呢！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而来。给毛主席画眼泪的旧事被抖出来，衍生的各种批判如乱箭般飞向陈宗海，他奋力争辩。1958年4月10日，整风小组领导宣布，陈宗海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夹边沟。
他记得在领导宣布的劳动教养条例里，曾提到不愿参加劳教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他打算放弃公职，这样就能免于劳教。但学校有个反右积极分子来到陈家，向陈母借走了家里的户口本。陈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下面写了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这个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陈宗海仍难掩愤怒，“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划到阶级敌人了，再没啥客气了。”
家里老父亲说了一句：“这一次不得了。”陈宗海却不以为然：最多一两年。他亲眼所见，1949年的肃毒运动中，旧社会的抽大烟的人被关进戒毒所劳教，国家管饭，一两个月到半年，有些轻微劳动，戒了毒就给放回来。“我还没坏到吸毒那程度，时间还能长吗？”
求被捕
在夹边沟，陈宗海认识了俞兆远。
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科长，因为一句“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被打为“右派”，送到夹边沟。这是个聪明人，在夹边沟口粮再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俞兆远跟管教干部和分队长混得好，“劳动偷懒耍滑不出力，到处偷吃的”。在这里，他与陈宗海成了好哥们。
陈宗海积极改造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的劳动节彻底破灭。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劳动中拼尽全力，却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来越渺茫，这年国庆过完，陈宗海一下子垮下来，连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俞兆远看陈宗海累成这样，便跟队长建议，把陈调去放水组。那是个轻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时可以在菜地里偷庄稼吃。
“偷着吃，不偷活不了，”陈宗海说，“可能我比别人偷得还多一些。”陈宗海偷大田里的东西，土豆、洋芋、糜子、麦粒，一切能吃的都偷着吃。但他有个原则：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别人的东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里，陈宗海跟俞兆远闲聊。俞兆远无意中说起，老家有人过来探亲，说城郊农场劳改犯的生活比这里“右派”好得多。劳改犯每天只劳动八小时，每人每月的口粮是四十斤，这比那却是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口粮却只有二十四斤。那边饿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少得多。
陈宗海怦然心动。他寻思能不能自己也换个身份—变成犯人去城郊农场。
五月的一个夜晚，他打死了一头猪，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计划是，来一次刑事犯罪，够判刑，一两年就成。但此事竟无人发觉，陈宗海又喜又忧。喜的是吃到猪肉，忧的是获罪计划没能成功。他又偷了一只羊，还是没人来找他。
“反革命”
1960年9月，夹边沟“右派”转移到明水。国庆节时，农场来了个小个子年轻警察，他对陈宗海说，你们怎么还休息呢，要好好干啊。陈宗海隐隐觉得此人有些蹊跷，他玩笑回应道：哎呀，我都把帽子给忘了。
过了几天，警察把陈宗海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陈宗海。
大组长已经把陈宗海的行李拿来，警察给陈戴上手铐。第二天陈被送上火车，押回兰州。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陈宗海被宣布五年劳改。
这下算是了了陈宗海一桩心愿，此时每天周围都有几十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终于可以不在明水农场等死了。但自己怎么就“反革命”了呢？
来夹边沟前，陈宗海与夜校的两个同事合了张影。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如森林长青。任凭它惊涛骇浪，也阻止不了我们对真理的信念。陈宗海把照片挂在家里，过了几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举报，照片后面是他们的反革命誓言，三人里通外国，准备发展组织逃到印度加尔各答去。陈宗海大怒：哪个王八蛋造的谣，想把我往监狱送么？
两年后陈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进了监狱。进夹边沟后，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监控中。公安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陈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组织，判决陈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两位同事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种惊喜交错的荒诞感中，陈宗海开始了纳鞋底的劳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们处得舒服，但监狱里10年也死不了，夹边沟再蹲1个礼拜也许就挂掉了，陈宗海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两个月后，合议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决，他被宣布无罪释放。
陈宗海回到家里。老母亲看着儿子心疼得直摇头，眼泪巴拉巴拉掉，一句话说不出来。
对于“右派”来说，并非所有人回到家里都能迎来笑脸。两年时间妻离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俞兆远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提出离婚。理由是，俞兆远在夹边沟吃惯了偷来的生粮食，回家两年，还要偷面柜里的苞谷面吃。邻居们都说，俞兆远的女人不让他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粮食。
下乡
麻烦很快又找上了陈宗海。居委会让陈去派出所参加“学习政治”，月月写思想汇报。从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
陈宗海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街道组织的车队拉货度日。拉车第一天，陈宗海心里百味杂陈，自己曾经也是个干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骗人，凭劳动吃饭嘛。一个月下来他能拉到158块，扣掉税款，剩了104块。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架子车的工作也保不住了。1969年，陈宗海作为黑五类分子被遣往农村劳动。孩子老婆还有那辆架子车，一块交给了70 岁的父亲大人。他的下一站皋兰县青白石公社，是陈家的原籍。距离兰州城100华里（1华里=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队里只有他一个“右派”，周围都是农民。大家都知道他给毛主席画了眼泪，倒也没人因为“右派”欺负他。农业社会的古朴和务实，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压的恐惧。陈宗海与所有人一样下地干农活，一起吃大锅里的稀饭，他与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经历了短暂的陌生后，村民们会毫不犹豫地接过陈宗海递过来的烟，一起吞云吐雾，上天入地胡侃。
陈宗海却暗暗为他们悲哀。“我现在就想啊，人确实好骗。在农村里蹲了10年，上面说他们是贫下中农，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他们就高兴得整天在那里刨地。”
反倒是几月一次的探亲，却慢慢从兴奋变成了沮丧。穿过一路枯燥的风景，陈宗海蹬车回到兰州家里，同学和亲戚已中止了与陈家的来往，邻居们闪烁微妙的眼神让他惶惑。他更愿意蹲在农村，在那里，没人在乎他是一个“右派”。
上世纪80年代时，他看到谢晋的电影《牧马人》，不禁哑然失笑。电影主人公许灵均也被打成“右派”，来到西北牧场劳动。老牧民视他如至亲，一个漂亮的姑娘还看上他，俩人有了一片无忧无虑的小世界。“我们哪有那样的好运气！”陈宗海感慨，“农民只是占小便宜，所以忘记了阶级斗争。”
这次陈宗海不再敢预计归期。每年大队开大会，让群众评议陈宗海一年的表现。“他没干什么坏事，干没干好事不知道。”大家每年都这么说。每年评审报上去，结果却总是如泥牛入海。到最后，陈宗海不禁怀疑还有没有回城的可能。他一遍遍自问：“右派”帽子真的是终生的么？
毛泽东逝世时，陈宗海跟家里找招呼：啥也别说。大队开追悼大会，不让陈宗海参加，“其实我也不想参加，”陈宗海说，“我觉得没了他事情会好一些。”他曾被挂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请罪。但他觉得这算不得什么，“‘文革’于我有利，毛这个事毁了他自己。”
平反
1978年12月的一天，俞兆远走在兰州街头。路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开始播出那次著名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俞兆远漫不经心听着，他觉着越听越入耳，最后他趴在栏杆上，竖起耳朵听完了全文。公报中有一段话，讲到了平反问题：
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俞兆远想：这下有出头的日子了。
实际在半年前的4月5日，《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已获中共中央批准，摘帽工作以及“右派”的安置问题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完成。
1980年10月，陈宗海盖完最后一个章，他拿着画满各种迁入迁出标记的户口本回到家里。从此他再不是一个“右派”。他拿到一千块钱的赔偿，这大约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年的工资。钱拿到手，他总觉着是一笔意外之财。
俞兆远也拿到6000元赔偿。周围人都说，老俞发财了。俞兆远说，“我穷的时候谁都不上我门，现在什么事都来找我，借钱？算了吧。谁都不借。”
很多人没有拿到任何赔偿，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另一位“右派”刘光祖在退休后的十余年里，坚持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资奔走多年，他找单位、市委、省委……写过无数次申诉，无人能为此事负责，或者给出解释。2007年，老人在病中郁郁而终。
父亲劝陈宗海，如果对赔偿定案不满意，可以写申诉材料。陈宗海摇摇头：我没有啥意见，有补偿就不错了。弄不好再加个处分怎么办？近几年，关于“右派”索赔的呼声开始多起来，陈宗海微笑摇头：我没想过要赔偿，没戏的。
陈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经四十九岁。此时距离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熟人说：老陈你现在怎么这么不修边幅了呢，五十年代还挺时髦啊。是的，那会儿还能花半月工资去买双漂亮的小方头皮鞋。在农场、监狱、农村，哪里还有讲究的条件？现在呢，老了，没心情了。女儿给他买衣服，他不愿要。他觉得对家里亏欠太多。
像是完成了某种交接，在陈宗海摘帽半年后，85岁的父亲撒手西归。在之前的20年里，父亲一直在打着零工帮陈照顾妻儿，这个家庭终究得以保全。在陈宗海遥遥无期的等待时光中，他的头脑中一直告诉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亲过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在文教局又干了九年小学教员，陈宗海退休了。如他之前做过的所有生计一样，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没能给他带来任何成就感。“没有那个事，我可能就是个运动员。”他喃喃道，眼中掠过一丝遗憾。
2008年，陈宗海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广告：旧德的精彩。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本讲“右派”的书，但出于对“旧德”的兴趣，便上街买了一本。同是“右派”，他却感到强烈的隔膜。书中主角们是他在学生时代耳熟能详的“大右派”，他们在运动后依旧开着小车，住着大宅。他开始为半世纪前的那场运动感到困惑：“‘右派’与‘右派’简直相隔十万八千里，反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几乎所有的接受采访的“右派”，都会特别说明一句：平时，我很少提起这些事的，这些经历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人年纪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遥远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俞兆远怕说夹边沟， “一提这个事，就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每晚睡觉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带着几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远跟家人来北京旅游，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在万千热切的瞻仰者队伍里，俞淡淡地看着那位静卧的老者，在心里说：你这个老人家，过去制定的政策，不但对我不利，对好多知识分子也不利啊。
杖朝之年的俞兆远拒绝给自己做寿。摘掉“右派”的帽子后，他越发觉得人生虚无。有个熟人60岁做寿，过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感慨寿宴上那些红花绿花，瞬间就变成了灵堂里的白花。
当年是谁揭发了陈宗海？陈说他知道那人，是同班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俩人各自带着妻子，在兰州街头面对面撞见了。彼此微微点了下头，便擦身而过。走出去几步，陈拉拉老婆，“这就是当年揭发我的人。”他回过头，那人也与女人回头看他们，像是说，看，那就是给毛主席画眼泪的家伙。
恨他么？不恨，陈宗海说，我一点都不怨他。从此他们再未碰面。
